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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西部乡村的历史书写
2014-09-09 11:12:16 来源:创研室 作者:商昌宝 【 】 浏览:1874

——秦岭“新农村问题小说”论
 

 
    作为有这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来说,乡土文学(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从来都是文坛的重中之重,一段时间以来也曾代表了汉语写作的最高峰。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的中国乡村,很多作家跃跃欲试却又显得无所适从,作品数量庞大得惊人却又难见佳作。正是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中,秦岭以其直面西部乡村的勇气和拳拳的大爱之心,凭借系列“新农村问题小说”脱颖而出,不能不说是文坛最动情、最厚重的收获之一。
 
一、引入一个概念:“新农村问题小说”
     所谓“新农村问题小说”,可以这样简单阐释和理解,即“新农村”的“问题小说”。这里所说的“新农村”,不专指2005年大陆主流政治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涵盖了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受市场经济大潮和政府强行推动城市化运动等严重冲击下的大陆中国农村,也即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特色中国的一角。其中所谓的“新”,是一个中性词,是对一种状态的描绘和概括,并不刻意突出感情色彩。之所以这样命名,文化背景是:无论现实的还是文学家笔下的大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之后与1950-1970年代的集体化相比有天壤之别,更与1949年前以至再早的中国农村不可同日而语,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尽管这种类比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价值高下的评判。
    关于“问题小说”,杨义从比较广义的视角进行了阐述:“问题小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深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广义地说,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都可以归入‘问题小说’,在作家以文学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非常高的新民主主义时代,这种广义的问题小说从鲁迅到赵树理,实在是举不胜举。”1正是从这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本文借用了“问题小说”的概念。另外,之所以命名为“新农村问题小说”,而不取时下评论家们热衷的“新乡土小说”,是因为,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小说(文学),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内涵。正如丁帆所揭示的那样:“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概念就与‘农村题材小说’等同,殊不知乡土小说的三大要义(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才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丁帆还强调了“乡土小说的三种基本形态:乡土文化小说,乡土性格小说,乡土精神小说。这三种形态的乡土小说的共同点,除了要有上述较为明确的题材阈限之外,就是要致力于‘风土人情’的描写。”2秦岭的小说,虽不乏甘肃天水周边地域的“风土人情”,但是相比之“问题”的凸显,则要逊色一些。正如评论者所说:“成熟的小说犹如色味俱全的佳肴,色美,则好看;味鲜,则好吃。如果说‘色’是小说审美的外现,那么‘味’则是从生活深井里逸散出来的气息。……观‘色’容易品‘味’难,早已成为当下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通病,而‘从秦岭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中国农民’(如评论家对秦岭‘皇粮’系列的评价),根本上取决于秦岭小说的‘味’。”3为此,以“问题小说”作为切入点,更有助于解读秦岭的作品。
 
二、“新农村问题小说”之问题
     中国大陆农村自进入到所谓的“新农村”时代,在主流媒介的宣传中,到处都是富庶、欢欣和祥和的画面,但是,在秦岭笔下,中国西部农村却同时上演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场景。
西部乡村教育问题,秦岭用心最多。这一点可以通过《乡村教师》、《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本色》、《烧水做饭的女人》、《杀威棒》、《硌牙的沙子》、《鬼扬土》等“乡村教师”系列小说得以呈现。
    《不娶你娶谁》作为《绣花鞋垫》的续篇,写的是放弃进县城教书的青年教师赵五常,置身于乡尖山中学后,遭遇到一个尴尬的命题:不娶本校的女中学生,就不能正常成家。这中间的一个曲折是,为了重树学校的口碑、维护教师形象和实现尖山中学零升学的突破,校长孙留根誓将多年来本校教师娶女学生的惯例扭转过来。面对校长的这个新规定,作为学校仅剩的两个单身男教师,本村村长的儿子、青年代课教师刘栋梁采取的是暗度陈仓、木已成舟的方式,最终迎娶女学生苟鲜鲜解决终身大事。问题来了。作为唯一剩下的一个单身教师,一直坚守校规又怀揣理想的赵五常该如何自处呢?小说在写尽赵五常独身的种种无奈和酸楚之后,校长孙留根“自食其言”地出面保媒,让赵五常迎娶了此前曾追求过他、即便考取中专也无力交纳学费的女学生刘甜叶。
    显然,仅这一部小说,西部乡村教育的极度困窘和非人状态就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曾几何时,有这样一些教育理念耳熟能详:尊师重教;百家大计,教育为本;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样一些自欺欺人的标语和口号,在秦岭笔下那些鲜活又近乎残酷的现实面前,简直体无完肤。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如果说文学世界存在着虚拟,现实世界则来不得半点含糊。早在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即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总量4%的目标——人均800-1000美元时的比重下线、世界最低基础线水平。然而十几年来,实际数据多徘徊在3%上下,1995年低至2.41%。据统计,如果以4%为目标,仅2000-2010年间,教育经费累计欠账达1.8万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8年统计表明:中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虽然2004年起,中央政府开始为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有所举措,但也是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数据和事实面前,一连串的问题会接踵而至:西部乡村教育现状与主流媒介宣传的新中国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间的巨大落差如何解释?西部农民几十年来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道路之间的学理关系如何对接?西部农民一直以来的利益损失与现阶段地域歧视严重、教育水平依然偏低的状况如何改进?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关注和思考,否则所谓“尊师重教”的空话和谎话还将持续下去。基于此,秦岭的小说不能仅仅当成虚构的文学来看待。
    西部农民的税费问题,是秦岭关注的重心所在,这一点在《碎裂在2005 年的瓦片》、《皇粮》、《皇粮钟》(长篇)等“皇粮”系列小说中可以感受得到。
    “皇粮系列”主要围绕西部农民缴纳公粮(包含农业税在内)这一农村常景,展开和推进各种故事。以《皇粮》为例,其中包括农民生活的贫困艰辛,比如寡妇牛翠翠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偷偷遛到城里的夜总会做出台小姐,为了维持生活与村里包括苟犊子在内的几个男人“黏糊”,用小说中的话说是“如今这日子,十个贞节烈女能逼出八个娼妇来”;县乡政府对农民的苛政,如小说中写的“这些年县里、乡里对庄户人征收的这个税那个费实在太多太滥,动不动就把手伸到农民的腰包里。提起集资啊收费啊啥的,庄户人比割自己身上的肉还要害怕”;税费繁重倾轧下的农民的变态心理,如即将当上验梁员的岁球球幻想着战胜情敌苟犊子与寡妇牛翠翠相好,内心里说:“这一切,要谢,就得感谢皇粮。皇粮啊皇粮!我岁球球这条不值钱的破命,就绑在你身上了”;农民的质朴愚忠,如为了催缴公粮,村长公开说:“缴公粮……已经两千六百年的历史了,谁种地不纳粮,谁就是狗日的……”私下里却骂“我日他妈的皇粮啊”。小说中还写到城乡不平等、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粮食等商品的囤积居奇、黑煤窑安全事故、县乡官员的腐败等。
    可以说,一部《皇粮》再现了西部农村几十上百年的历史与现实,也写尽了西部“明税轻,暗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等税费重压下几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堪称近年来中篇小说的经典。正如杨显惠所说:“谁也没有资格漠视八亿农民对文学的选择,《皇粮》的成功值得研究,……农民和批评家同时读懂它,读透它,文学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就得以凸现出来。”4不过,所谓的社会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大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维熙老先生就一厢情愿地进行了误读。他说:“到了21世纪的开元时期的中国,政府体察民情民生,不再让农民上缴皇粮了,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解读,其意义都有金子般的重量。”5取消农业税(即小说中的“皇粮”),表面上看是“政府体察民情民生”,事实上也的确减轻了一些农民负担,但如此好事为什么此前不作为呢?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更深重、隐晦的文化背景。其一,2005年中国M2(广义货币余额)近30万亿,GDP总量18万亿。其中税收总额3万亿元,而农业税总额(不含烟叶等特产税)不足500亿,占比不足2%,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二,因为多数农民并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果实,家庭收入偏低,税源分散,再加上各种附加费与农业税“搭车”并收,经常造成官民冲突,征收困难,成本太高,即如秦岭小说中的联防队员、乡村教师,就是为征税费额外增加的人员。关于税收成本,北京废除农业税前,税收(不含烟草、特产税)总额8000万元,税收成本为6000万元。位居发达地区的北京尚且如此,广大西部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其三,正如秦岭小说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农民一直以来承受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统计表明:1949年开始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利,其中1979-1994年年均约811亿元从贫穷的农村流向城市,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是极不公平的。在政府已经拥有了强大财政收入之时,免征农业税,不过是还农民一个基本公平的国民待遇,如果因此就“三呼万岁”感恩戴德,实在是一种愚昧、浅薄之见。鲁迅早在1925年就说过:“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6至于有评论家竟然能从这种人间惨剧中,看出“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本色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7,从而实现主旋律的再次升华,实在是一种中国特色价值理念或思维方式的变态反应,不足为训。
    西部农村的官民关系问题,在秦岭的“乡村教师系列”和“皇粮系列”中被反复讲述,虽然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作为背景或副主题的方式呈现,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得到秦岭的纠结与痛楚。
以故事背景与《硌牙的沙子》相同的小说《本色为例》为例。小说写的是,尖山中学被村民围攻,校长孙留根不得不请乡联防队员前来救援。联防队员进驻学校后,村民们停止了攻击,形成对峙状态。按说,校长孙留根应该感谢联防队员,但小说的开头一幕写的却是下派锻炼任校长助理的谢开远,无意中看到校长往给联防队员喝的茶中吐痰的一幕。足可见,孙留根与朗诵《捕蛇者说》(意在表明“苛政猛于虎”)的学生以及村民们一样,同样憎恨强征税费的联防队员。而作为官和恶的代表,联防队长却明知茶中有痰,竟然还喝下去而不揭穿校长。故事的意味就在于,整个故事以博弈、对峙开始,以相互理解、同情结束。由此可见,小说中,所有的人都被置身于权力的链条,农民自然位于最底层,教师们夹在中间日子也不好过。至于联防队员,表面上是权力的最高级,而实际上不过是权力——乡领导——的工具,他们的所为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小说中写到农民与他们的对立、对抗,其实是农民与乡政府、乡领导之间关系的一种侧面或隐性反映。当然,小说虽然没有呈现,但是一个明摆着问题是,乡政府、乡领导不过是权力链条的末梢,他们也并非是恶的源头或主导。
    《本色》的魅力所在就在于,秦岭通过一个极小的故事,却将近些年官民关系更趋恶化和农民在极端状态下的暴力反抗等社会现实揭示出来,不但嘲弄了所谓人民公仆说,也解构了所谓和谐社会说。这一方面显示了作家观察社会的清醒和独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不肯粉饰太平的批判精神。对此,年轻评论家林霆评价道:“对于政治之于中国人生存的巨大影响的切肤体认,使他的小说主题往往超越了道德和文化的层面,达到了一种认识层面的深刻。用艺术的手段展现民众的生存现实,特别是权力之下的生存真相,是秦岭小说的一大特色。”8不得不说,秦岭的小说关注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即当下中国社会处于动荡的边缘。稍微关注时事的人都清楚,一段时间以来,大陆中国的官民冲突已经愈演愈烈,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以及因野蛮拆迁频发的自焚事件,已经让人目瞪口呆。相关统计显示,1994到2007年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多起增加到10万多起,2010年更是达到28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600万人,且规模越来越大。显然,这样频发的群体事件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写照,回避和粉饰这些现实更不利于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勃兰兑斯曾说:“在现代,我们晓得文学所以能活着,是在其提供问题之点的。”9秦岭“新农村问题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笔下呈现了那些属于中国的大问题,所以不但能够“活着”,而且生命力旺盛。
 
三、“新农村问题小说”之特色
     秦岭的“新农村问题小说”甫一问世,随即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热议,足见其魅力所在。分析其原因,大致以下几个因素比较重要:
    其一是普世的悲悯情怀与心灵写作。历经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大分化,现时的大陆中国已经混乱到“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屈原《涉江》)的境地,作家们更是大面积地沦陷,“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从‘严肃写作的作家’变成了‘玩严肃的作家’”,其群体精神和人格已经“极度萎缩”,10在此情形之下,文学非但不能净化人们的心灵,反而成为社会恶化的助推手,真是令人痛心不已。不过,纵然大陆文坛已经接近“一场烂污”(储安平),然而却也总有“肩起黑暗的闸门”(鲁迅)的良心作家,带给这可诅咒的人间些许的安慰和温暖,秦岭就算一个。
    秦岭,这个来自甘肃天水农村的天津作家,虽然很久以前就已经置身于都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但是他对于至今仍十分贫穷的故乡始终怀有一份牵挂,对于一直毫无尊严的故乡人无时不寄予着无限的悲悯,他的“新农村问题小说”就是这份真挚情怀的再现。这种再现,不是走进农民家里俯下身去的的嘘寒问暖,不是过路人看到农民疾苦后的怜悯,也不是茶余饭后的务虚恳谈,而是一种严肃认真的爱,是一种身在其中的爱,一种魂牵梦绕,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相通与温暖。秦岭曾深有感触地说:“无论从情感和良心上,我真的不想和那些呆在象牙塔里从事所谓乡土叙事的人一起,大把大把地兜售花里胡哨的所谓中国乡村印象。那些被书店束之高阁的没有炊烟、牛粪、蒿草、炕土味道的乡村叙事,是否属于中国的乡土和乡土的中国,我始终心存疑虑。……写作者与庄稼汉的鸿沟,注定了文学表达与农村现实的割裂,而伤口地带往往被瞎子摸象式的文字垃圾所填充,这是文学的陷落,也是时代的悲哀。”11的确,秦岭人虽在都市,但是心始终没有离开西部农村和农民,真可谓在兹念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文学的心灵在崖畔上,而不是在直辖市的咖啡屋里”,12这不是说他不爱城市或城市不可爱,而是因为西部实在太需要关怀和爱,真爱西部农村和农民的人太少。
    其二是活脱脱的现实与历史的纵深感。应该承认,大陆中国文坛,像秦岭那样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怀有爱心的作家并不在少数,但是能像秦岭那样真爱到骨子里的作家却不多见。或者说,这世间的爱很大程度取决于一种能力,爱不到位或错位,对于被爱者来说,就是一种词不达意,一种徒劳浪费,一种虚情假意。秦岭曾谦虚地说:“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得到金子并不意味着我的开采水平有多高,而是我的视线本身就在西部的金矿带上。”13其实,如果认真检视秦岭的“新农村问题小说”,不难发现,正如他所说,在其写作背后并没有什么高深理论支撑,也没有什么新潮主义指导,所有的只是再平实不过的“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种创作精神的现实主义,一种直面活脱脱的现实与历史的书写。李建军说:“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现最迫切的问题是对困境、灾难、苦难保持高度的敏感,这是几乎所有现实主义文学共同的特点和品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像一个伟大的发现病情并治疗病情的医师一样,诊断现实生活中的残缺和病象。”14秦岭及其“新农村问题小说”于此可谓再切合不过,他为这个时代记录下了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穷、难、苦、痛和无望,他“把笔插进了那片土地”15。秦岭自己曾说:“只有种过地的农民才知道,犁铧的穿行是一种开掘、寻找和探视,只有它知道土地的意味和意义。”“感受犁铧的姿态,首先得读懂土地和农民。我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反映,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故乡天水农村表象的深刻记忆和参加工作后对农村社会普遍意义的思考。”“写作者和农民一样,犁铧是笔,稿纸是土地,所谓力透纸背,其实就是犁铧穿行的深度和力度。”16这一点,阅读过秦岭小说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同时,在读过其小说后,更会加深这种体会。
    可以这样说,在一个谎言遍布的国度和娱乐至死的时代,只有现实的才是历史的。但是仅有现实感,而缺乏历史感,并不能真正进入现实并揭示其本质。对此,秦岭有着清醒而鲜明的意识和判断。他说:“而今文学名义下的所谓关注现实,往往是对土地的切割,对历史的断章取义。缺乏历史元素的土地,那是用土地地表做的风筝,飘着,都没有个掉下去的地方,这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无知与轻薄。”17不错,历史走到今天,中国西部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何以呈现出如此凄惶的景象,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根之草,其全部表象和本质,都来自昨天,是昨天的一草一木化作今天的枯枝败叶。因此,忽略和漠视历史的昨天,就难于真正走进现实的今天。对此,秦岭曾感慨说:“顿悟没有经过沉淀的东西免不了轻飘。写东西就像清理涝坝,不是打捞水草而是挖掘淤泥,挖得越深蓄得越多。”18他也不时地提醒着自己:“当伸出手去抚摸历史的缩影、冻结的回忆和定格的事件的时候,仿佛有一种提醒。既然心灵有根本的原则,命运又把行走的形式安排在现实的岔道口,那么,如果有动笔的欲念,思想是需要纵深的。”19
    其三是批判性和反讽性。肖鹰说:“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伟大的作家跟这个社会的关系永远带有一种批判和审视,永远是对立面,不是对立面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20所谓文学之于社会的对立,在高尔基那里,一个广为流传的概念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李建军对此的阐释是:“现实主义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对抗性和反讽性。”21秦岭的“新农村问题小说”,显然具备这样的品质。
    阅读秦岭的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他能够寓深刻的批判于一种冷静的反讽中,在冷静的反讽中实现深刻的批判目的。如《魔蛋的男孩》中,全全学会摸蛋时的兴奋劲,摸蛋后的满足感,以及能够完成缴任务而为国家做贡献的成就感,最终却以他进城发现实情后报复性地将鸡屁股弄出血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收尾。其他还如:全全爸哄骗全全城里人很穷,农村很富,农村人上缴小麦、猪肉、油料、鸡蛋给城里人是富人帮扶穷人,而城里却是洋房、汽车、商店、幼儿园、玩具枪、偌大的肉铺、好看的布料等一应俱全;村支书在夏粮收购以及生猪鲜蛋派购时宣传这是支援国家建设,保证城市供应,随后就说谁家鲜蛋任务缴不成拖全村后退,就休想得到评价的紧俏货;全全一家辛苦一年不舍得吃一个鸡蛋,偷吃了一个鸡蛋的建设被打伤住院,而城里的赵向东却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小说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将反讽发挥至极限。当然,就秦岭系列“新农村问题小说”来说,其组成就是一种最大的反讽。即如刘卫东所说:“现实如此冰冷,一如冰冷的历史,让人战栗、绝望,仿佛掉入万劫不复的冰窟。在花儿的身上,分明有着《为奴隶底母亲》、《菊英的出嫁》里描写的二、三十年代农村女性的身影,多年以后,旧梦重温。”22的确,对于生存于西部农村的“花儿们”来说,生活在新社会的新农村与所谓旧社会有何区别呢?其悲苦的命运没有丝毫改变,所谓新农村的伟大成就、幸福生活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体现,还有比这更讽刺的艺术吗?当然,应该明确的是,这种高超、隐晦的反讽和批判,其背后是秦岭那份对农村、农民的爱,他艺术表达是冷的,心却始终是热的。
 
四、“新农村问题小说”之可提升的空间
     秦岭的“新农村问题小说”尽管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仍有可提升的空间。例如关于“皇粮系列”就有值得探讨之处。面对“皇粮”被取消的结局,小说夹带了一些欢欣鼓舞的情绪,流于对主流政治颂扬的世俗中,淡化了小说的苦难、悲剧和批判意识。因为“皇粮”被取消后,西部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境遇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还需要继续拷问。或者再延伸一下思考:“皇粮”被取消,只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座大山被推翻,农民得到的也只是暂时的喘息,而其它比“皇粮”更大、更重、更多的山还压在中国农民的身上,如在户籍捆绑下的农民自由流动受到极大限制,造成大陆中国最大的不公平、不平等以及地域歧视;土地的公有制约土地的自由流转,导致农村生产力的不能彻底解放;举国追求经济GDP的思想误导、政策失衡的功利追求致使作为公益性的农村教育完全被漠视,农民受教育的资格被先天剥夺,科技和人才无以为继;政府垄断一切、与民争利或“为民做主”的角色错位,阻遏了农民现代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能自由选择生活、无法充分捍卫自身的权益,等等。这些主题是秦岭小说尚未涉猎之处,或者也可以说为其后续创作提供了思想资源。
    秦岭曾这样满怀深情和激愤的心情说:“如果懂得共和国农民与土地、城市人与土地的最基本的关系,懂得农民与这个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懂得政治运动对传统农耕文化、文明史无前例的戕害,懂得连几千年封建社会都不存在的城乡公民‘等级’意识怎样深深嵌入了共和国公民的内心,那么,你的那颗‘心’才会‘灵’,情怀和境界同时得到升华,此种理念下的写作,才有可能既照应自己,同时又照应别人甚至达到普世的意味。”23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怀,秦岭的“新农村问题小说”才如此具有魅力,也正是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怀,秦岭的后续创作更值得人期待。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2《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0页。
3邓晖:《秦岭小说的“色”与“味”》,《文艺报》,2009年12月15日。
4《<皇粮>:农民读者推荐给我的佳作》,《文艺报》,2007年11月6日。
5《妙笔<皇粮>——阅读秦岭》,《中国文化报》,2008年4月22日。
6《灯下漫笔》,李新宇、周海婴编:《鲁迅大全集》3,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7雷达:《在<皇粮钟>里找到中国农民》,《光明日报》,2009年7月31日。
8《权力之下的生存——评秦岭的<本色>》,林霆、段守新编:《年度短篇小说精选》(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9《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序》,韩侍桁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页。
10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从王蒙、陈晓明“唱盛当下文学”说开去》,《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
1112《站在崖畔看村庄——写在<皇粮钟>出版之后》,《天津日报》,2009年5月20日。
13《绣花鞋垫·后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142021《现实主义的此岸与彼岸——专家、作家在第八届中国文学论坛上的发言》,《名作欣赏》,2012年第3期。
1516《欣赏犁铧的姿态》,《天津作家》,2006年第4期。
17《乡土叙事不能断了历史的根脉——我眼里的文学土地之二》,《文艺报》,2011年8月24日。
18《关于乡村教师鸡零狗碎的感情生活》,《中篇小说月报》,2003年11期。
19《抚摸柏林墙·后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
22《圪蹴在“形而中”的秦岭》,《文学界》,2010年第2期。
23《心灵是文学的路径而不是避风港——在第9届中国文学论坛“心灵写作”主题研讨上的发言》(2012年4月),http://blog.sina.com.cn/s/blog46ff302b0102e0k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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