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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知识精英在“文革”及其后的失语
2014-09-03 09:43:47 来源:创研室 作者:商昌宝 【 】 浏览:2969

——以茅盾为中心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商昌宝


 

    众所周知,“文革”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场民族灾难和创伤中,及其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整个民族都在苦苦探究和求索时,很多知识精英都盲目跟从和集体失语,留给历史以巨大遗憾。这其中,前文化部长、著名小说家茅盾,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关于茅盾的跟风与失语,自然不是始自“文革”浩劫宣告结束时,早在其爆发之初,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据韦韬、陈小曼讲,“文革”开始时,茅盾“是持认同的态度,认为毛主席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反修防修,担心中国步苏联的后尘——变修,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因而虽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怪现象如抄家、破‘四旧’,游斗‘走资派’,以至宣扬血统论,停产停课闹革命等等,一方面无法理解,另一方面希望只是暂时现象,正如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过火行为那样。”韦韬还进一步说:“持这种善良愿望的,在当时的老革命、老同志中恐怕相当普遍,即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却仍旧相信有毛主席在掌舵,这种现象很快成为过去。”1对于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行为,茅盾起初“还表示理解”,后来形势愈演愈烈才表示担忧地说:“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这样下去,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对所谓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怪论,茅盾评说:“这完全是封建的血统论。……五十年代在全国放映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尚且持批判的态度,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倒来大肆宣传血统论,真使人无法理解!”针对初中尚未毕业的孙女小钢的被下乡,茅盾一边说:“去工厂或者上山下乡,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别,都是让青年离开学校之后先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这是有好处的。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人,在青年时代都经历过各种磨难,没有听说过在温室中能培养出参天大树的。不过小钢还太小,书念得太少,基础知识不够。这样的年龄正是在大人的关怀下求知识的年龄,这样的文化素质还不具备走上社会的条件”;一边“顾全大局”地自我安慰说:“我想中央这个政策也是权宜之计,国家不可能花钱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却让他们去当一辈子工人农民,这太浪费了。我看这是目前工厂不招工、机关单位不进人的特殊情况下的过渡办法,它可以缓解城市失业人口暴增的问题,又能让青年学生到基层去经受锻炼,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实。不过,这主要应该是针对大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大学生下基层去锻炼是有好处的,给他们发热的头脑泼点冷水,使他们从前两年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但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生就太小一点,当然锻炼一下也未尝不可。”2可见,在失去基本判断力和独立思考后,茅盾的思想认识水平,已经到了是非不清、胡乱涂抹的地步。

    秋石说:“进入晚年的茅盾先生,依然保持着从年轻时代从文开始时的那种独立的清醒的思想意识”。3韦韬说,茅盾“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使他养成了冷静、锐敏地观察社会的习惯”。4但事实却无法验证这样的评判。因为面对“文革”,比之于成长于“五四”的大作家,茅盾所表现出来的盲从,与遇罗克,王容芬,刘文辉,陆洪恩,李九莲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普通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韦韬说,茅盾“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使他养成了冷静、锐敏地观察社会的习惯”,但事实却无法验证这样的评判,甚至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面对“文革”,比之于成长于“五四”的大作家,茅盾所表现出来的盲从、差强人意,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普通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且看如下实例:
    遇罗克,这个时年20多岁的青年人,在“文革”肇始之初就在日记中写下:“难道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啊。”“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几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5
    王容芬,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的本科生,在1966年9月24日给最高领袖毛泽东、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写信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还在信中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然后喝下了准备好的四瓶敌敌畏。触发这个年轻的女学生做出思考的,是她在参加天安门“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听取了林彪赤裸裸的煽动讲话后,以德语为专业的她直接联想到了那个被诅咒为法西斯的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认为二者间简直没有本质区别。
    刘文辉,这个1957年因为给厂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年轻人,在“文革”发动之际即写下了分送北大、清华、复旦等校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其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还在大字报上写道:“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陆洪恩,这个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依然大胆批判,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6
    李九莲,这个普通的青年女工,在历经“文革”初期的造**后,在1969年的日记中开始警醒道:“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她暗喻毛泽东是“残冬的太阳”,称其“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在写给男友的信中又说:“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7
    不妨再援引一些“小人物”的思想言论。成都大学学生王正志1967年2月散发自己刻写的传单,历数“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江西省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吴晓飞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期间,撰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陕西青年农民权佳果在1968年曾写下这样的话:“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前无古人的、旷古未有的、史无前例的空前地步”,“这种个人崇拜最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最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革命事业”;陕西大学生姜明亮1968时说:“现在到处出现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忠字舞,大像章,都是从部队开始,传遍全国。连封建王朝都不曾有过的事竟然发生了”;湖南农村青年萧瑞怡1968年给毛泽东写信,提议建立以“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为蓝本的“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反对“人为的阶级斗争”,反对形式主义的个人崇拜;辽宁省委干部张志新1968、1969年间就质疑林彪、江青本人,并指出毛泽东从1958年以后,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问题上有错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尤其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上海知青许绍吉1971时说:“我们不要个人崇拜,我们要的是崇拜言论,崇拜真理”;长春青年史云峰1974年散发传单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受迫害鸣不平;云南陈尔晋1976年在《特权论》中提出:苏联的社会是新型剥削社会制度——“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中国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主义”——可能向苏联那样的社会发展,也可能经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张借鉴西方政治民主体制,实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制、共产党的两党制,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成都青年胡平1975年撰写具有明确自由主义倾向的文章《言者无罪》等。8
    其实,认真打捞历史可以发现,没有停止思考的“小人物”还有很多。例如北京的“二流社”青年沙龙、北京的徐浩渊沙龙、北京的赵一凡沙龙、北京的X诗社、上海的小东楼沙龙、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山西省太谷县大坪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的读书沙龙、贵州安顺青年思想群落、白洋淀诗歌群、河南驻马店农村知识青年小群体、山西省太原市的青年干部秘密群体、广州的“李一哲”、四川省万县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等,其中这些人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魏光奇、徐浩渊、骆小海、孙恒志、吴述森、鲁志立、钱理群、陈一谘、张珉、赵凤歧、罗建中、许成钢、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郭鸿志、张闯、牟其中、刘忠智、北岛、芒克……9
    相比这些小人物,茅盾这个大人物的确要汗颜得多。对此,朱学勤说:“少数真正的思想旗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10印红标说:“知识青年思想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还在于他们以贫弱的学力,业余的、半地下状态的思考使这段思想史不至完全荒芜。换个角度说,他们的地位可以说是由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苍白显现出来的。这是无奈的悲哀。”11傅国涌说:“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12
再退一步说,身为体制内但已经靠边站的茅盾,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无法也不能有任何“犯上”的言论和举动,应该给予宽容和理解,那么,在“文革”结束后,在思想解放和反思大潮中,茅盾应该可以说些真话了。正如哈维尔所说:“如果生活在真实中是反抗现行制度、反抗异化压力的起点,是所有独立的政治行为惟一有意义的基础,更是‘持异议者’立场的最根本的内在源泉,那么显然,除了为真实、为真实的生活服务、为真实的生活目标创造空间,别无其他。”13
    然而,茅盾都说了些什么呢?
    在文联扩大会议上,茅盾号召与会人员:“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为周总理争气,为党中央争气,为中国人民争气。”14在批驳所谓“四人帮”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迫害时,茅盾称他们为“狼子野心”、“篡党夺权”,批评“三突出”、“三陪衬”,其创作方法是“帮规”,批评他们所谓的“从路线出发”等,并说:“如果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则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有从延安时代直到建国十七年的,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在!”“‘从路线出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从前讽刺的‘领导出题,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不料‘四人帮’竟堂而皇之实做起来。”15在《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中,茅盾开篇写道:“万恶的‘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不许青年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结果造成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知识贫乏,眼界狭窄。……现在好了,打倒‘四人帮’,外国文学这个‘禁区’,也开放了。青年们的强烈的求知欲,可以得到满足了。重版的和新版的外国文学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茅盾也针对那种认为只有马、恩、列肯定的外国文学才能借鉴的观点批驳说:“这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借鉴,而是教条式地对待借鉴;说得不客气,这是一种偷懒、取巧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借鉴的范围必须扩大。”“不应划地为牢,自立禁区”,“即使是反面材料,也有借鉴的作用。”16
    翻阅这一时期茅盾的文字,基本上就是一个结论:推翻所谓“四人帮”对“十七年”的攻击和诬蔑。客观地说,茅盾这种行为本身,与公的方面,是为“十七年”申冤、平反,以还其客观和公道,这自然是应该的,也应该理解和赞同。然而仅仅否定“文革”而简单肯定“十七年”,是否还太低层次、太平面化?与私的方面,“文革”全面否定“十七年”,自然也否定了他苦心经营的文化部、中国作协的“政绩”,批判和否定“文革”,也是对自己的辛勤工作辩白、正名。当然,茅盾的这种批评,不能不说是激烈、鲜明,但必须要承认,这种批评之声并非是自发的,而是配合主流揭批“四人帮”大潮中的要素。这样说的意义在于,于主流大潮来说,需要像茅盾这样的每一个要素来构成,没有这些要素,大潮难以形成。但于大潮的另一面来说,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哪怕是重要的,缺了也无不可。回到“文革”后的历史现场,可以发现,像茅盾这样浅显、套路化的批评,在当年何止百万千万。
    如果说茅盾在“文革”后期还能有些有价值的言论,就是他对于所谓“伤痕文学”的支持与肯定了。他为此撰文《温故以知新》评说道,“伤痕文学”“反映了‘四人帮’愚民政策在年轻一代身上所留下的‘伤痕’。由于题材的关系,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低沉的音调和阴暗的色彩,然而,它们扣人心弦,启发人们深思:这一切噩梦似的现实,记忆犹新,到底为什么而竟然发生?从这一切,我们将学到什么教训?我们的后一代又将学到什么教训?……只有学到教训,而且牢记心头,然后能使这噩梦似的一切,将来不会再发生,永远不发生。”茅盾也说:“‘歌德的’或者写光明面的作品,难道就没有副作用么?我以为未必然。‘殷鉴’不远,就在最近的十多年。”17茅盾这样的反省,表明他这个成长于“五四”的老作家,还未彻底丧失良知,也还保有基本的清醒和思考。但是问题也只能停留于此,而无法纵深下去。因为即如“文革何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茅盾的思考和回答是远远不够的。这么一个如此惨重的人间悲剧,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又自号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制度和主义的国度?若没有此前的“四清”、“反右倾”、“大饥荒”、“大跃进”、“反右”、“胡风事件”以及1950年代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文革”会一蹴而就、水到渠成吗?他所说的“愚民政策”是“文革”才开始和独有的吗?
    显然,在这样的时代课题面前,茅盾没有给出属于他自己的于后人更有价值的思考。特别是在同时代人的反衬下,茅盾头上的光环愈发黯淡、飘渺。例如在十七年时期以“极左”和整人的面目出现的周扬,在历经“文革”被整的灾难后,已经开始“多次作自我批评,可以说是无会不检讨,无事不认错,见人便抱歉,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18更可贵的是,周扬在1983年撰写的长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提出“由于民主化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19而且,他还与以胡乔木、汪东兴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进行据理力争,掀起“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虽然最后的结局仍是不得不作检讨以求过关,但其反思的态度和行为,还是赢得绝大多数当事人和后来者的谅解和赞同。尽管仍有一些当事人因为受迫害的创伤难以愈合,至今在感性上不能接受,但谁又能不承认周扬的迷途知返、知错就改的举动让一代知识分子在人格上没有彻底垮掉呢?
    1949年后积极踊跃的巴金这时节也开始愧悔,并接连写下了在思想史上远超过《家》、《春》、《秋》的《随想录》。他这样反思道:“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20“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21当然,这样的反思仅仅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还远远不够,正如徐友渔所说的,“与那一场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认为也是不够深刻、空洞乏力的。难道巴老的这些话,就成了我们全民族道德水准和历史智慧的上限?”22但是这种勇气和这份担当,多少还是为那一代知识人挽回了些颜面。对此,朱学勤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中评价说:“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了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23
    “文革”后,切实有所反思的当事人,其实并不少。萧乾开始身体力行“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24张光年整理并出版了《向阳日记 诗人干校蒙难纪实》,其中这样写道:“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了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一切违反人民意愿、违反历史规律的事物是不能长久的。一切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规律的事物是长存的。”25连一路顺风顺水、被林斤澜喻为“老狐狸”26的刘白羽也痛悔当年自己的表现,反省说:“我心情沉重,思之疼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27……
    而反观茅盾,除了配合主流揭批“四人帮”的泄愤之作和一个残缺不全的回忆录外,再就是“并非旗帜鲜明,而是非常暧昧,貌似中立客观”28地支持了锋芒指向“四人帮”的伤痕文学,就再也难发现留给后世更具反思价值的精神资源了,虽然他并没有像林默涵那样辩称“我们是诚心诚意按中央的要求参加运动的。政治上的错误,只能由政治家纠正,中央在政治上犯错误,只能由中央纠正。……任何事情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文艺工作问题也是这样。不能把文艺界的事情孤立起来看”29;也没有像后辈的梁晓声、张承志、余秋雨等那样公然宣称“不忏悔”,更没有像胡乔木、邓力群、刘白羽、丁玲、曹禺30等人那样因为继续“过左”而愚蠢地继续犯错。但是,不作任何辩解,什么也不说就可以、就应该吗?钱钟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曾写道:“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31先不说茅盾究竟属于哪一类,至少作为亲历者,应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作为昔日的文化精英,茅盾自己曾说:“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32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枉对了五四启蒙精神滋养,更愧对历史所赋予的职责。
    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浩劫和身心创伤后,茅盾在晚年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三卷本50多万字的史诗性巨作《我所走过的道路》——1935年后的部分是由韦韬根据其生前留下的20盘录音带和相关资料整理而成,合计20余万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茅盾以1949年作为他的人生终点,有意无意地将1950-70年代——这段更具反思和评判价值的创伤历史——永久地忘却了,带给人们无限的怅惘、遐想与失望;另一方面,在这部时代追述和个人际遇的总结中,除了一些基本历史得以呈现外,没有提供一个20世纪文化精英的深刻反思和反省,致使这部回忆录失却了思想史上的地位。回想那位与茅盾有着差不多经历的前苏联作家、文化高官、六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西蒙诺夫,却能够在晚年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33中进行反思和反省,让人不得不在敬佩之余,更添几分巨大落差后的失落与遗憾。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曾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34茅盾不幸正是这个国家的有力一员,并因为其有选择地忘却创伤而永远尴尬地存在于历史中。
 
注释
1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4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9、40页。
3《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5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612傅国涌:《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北京时报》,2012年6月21日。
7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8印红标:《文革后续阶段的民间批判思潮》,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学术演讲,2011年6月21日,江沛主持。
9印红标:《“文革”时期的“青年思想村落”:见证思想解放之路》,《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10《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第10期。
11《坚冰下的潜流: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思潮》,《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13《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帕托切克》,《哈维尔文集》(内部交流),崔卫平译,第80页。
14《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幕词》,《文艺报》(复刊)第一期,1978年7月15日。
15《驳斥“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十月》第一期,1978年8月。
16《外国文学评论》第一辑,1979年9月。
17《温故以知新》,《文艺报》第十期,1979年10月12日。
18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9《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20《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31页。
21《随想录•无题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22《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南方周末》,2000年6月2日。
23《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书林》,1988年第10期。
24《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傅光明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25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6程绍国:《读资中筠<忆杨朔>》,《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1日。
27《丁玲在继续前进》,《丁玲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28刘卫东:《关于<伤痕>的“博弈”》,《粤海风》,2010年第3期。
29《林默涵文论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30新时期,曹禺跟风写下:《满怀信心》(《人民戏剧》1981年第8期)、《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戏剧报》1983年第7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戏剧报》1983年第12期)等批判文章,并坚持不将其收入《曹禺全集》。
31《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
32《创作的准备》,《茅盾全集》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3崔松龄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34《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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